阿甘本的共同体理论的路径则受到亚里士多德、但丁、科耶夫、巴塔耶、南希、布朗肖的启发。他从政治哲学的传统命题，即个体与总体关系问题出发，与巴塔耶、南希和布朗肖等法国思想家不同，法国思想家的共同体更强调情感，强调个体性的生命流动，而阿甘本希望的是一种既不乏个体性的生命力也遵守一定总体性规范的共同体。但是阿甘本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共同体中就能实现潜能呢？尽管他提到的个体与总体不能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但是对共同体能实现潜能的原因仍然论述得不充分。另外，他认为要等待弥赛亚来临的时刻，那弥赛亚来临之前人类现实能做的还有什么，阿甘本也没有给予解答。

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体理论则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他们的共同体也存在在何种程度上保留独特性的问题，他们与埃斯波西托和阿甘本一样都追求一种强调异质性的共同体，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绕开个体与总体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和谐，他们都没有给予很好的解答。是否需要共同性，如何在异质性中实现共同性，他们都无力回应。另外，奈格里的共同体思想希望用一种财产与权力共享的共同体取代旧的共同体，其实现方式，一种去中心化的，反对国家和政党的路径却是乌托邦的。尽管哈特、奈格里与阿甘本一样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思想是乌托邦的，但他们实际上都在等待一个事件的来临以实现解放。

如果说启蒙哲学家把共同体的合法性从上帝中解放出来，交给一个抽象的契约，那么无论是英国的功利主义，还是德国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已经从这种抽象中解放出来。虽然罗尔斯又将这种抽象的政治哲学传统带回来，但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再一次破除抽象，提醒人们从社会关系中理解共同体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另外，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超越了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学的共同体思想，后者的共同体思想始终立足于市民社会中。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没有把市民社会作为最终的共同体形式，相反，是将其作为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程度突破了个体与总体总是对立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遗憾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意识到共同体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他们提出的共同体的解决方案也是乌托邦的。马克思提出的共同体解决方案，即共产主义，并不是乌托邦的想象，它是在市民社会中生成但又有所超越的。马克思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共同体形态，在这三种形态中人都是作为共同体成员而不是原子化个体存在的，整体性是比个体性更本源的。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这种整体性被消弭了，基于原子式个体的共同体出现了表现为极权主义或共同体衰败的问题，而共产主义是对整体性的呼唤，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提出的。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共同体观仍远不及马克思。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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