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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启蒙

来源: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1-03-01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10月13日,《这就是中国》节目推出了一期讨论——新的思想解放。 对于当下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人民的受教育与认知程度,“思想解放”这样的词显得落伍、生硬、乏味,被视为

10月13日,《这就是中国》节目推出了一期讨论——新的思想解放。

对于当下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人民的受教育与认知程度,“思想解放”这样的词显得落伍、生硬、乏味,被视为百年动荡时期的历史遗物,看起来与当代博闻强识的青年、富足文明的城市格格不入,但换一个词人们大概就会对此生出一点兴趣——新时代的思想启蒙。

西方世界通过思想启蒙迎来腾飞,而我们在腾飞过程中实现了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
在20这个特殊的年份,人们如梦方醒地意识到了这场浩大的、全民性的、历史性的时代变革已悄然发生,而事实上,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在13年就曾深刻辨析过中国的第三次思想启蒙,他所论述的社会转变和思想转变正在七年后的当下一一应验。

中国的两次旧思想启蒙
邓晓芒教授从中国百年动荡中总结出两次思想启蒙,第一次是54运动,为中国跨越旧时代提供了革命思想源泉;第二次是十年动荡后的的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历史性纠偏,避免中国走向当时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血腥屠戮或乱战、解体的悲剧命运,步入平稳发展期。
这两次思潮有很多共性——都发生在中国社会生死存亡、亟待变革的时期;都由文化或政治精英领导,最终演变成了造神模式;都迅猛狂卷,也都惨淡消亡;都未能真正掀起彻底的思想变革;整个启蒙过程都贯穿着政治,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两次思想解放的不同之处在于54运动转变成了救亡图存运动,最终在动荡中告负;思想解放运动则成功了一半,破除了民粹思想,但没能给国家指引一条光明的发展之路。

思想启蒙失败的原因
欧洲的启蒙运动成功了,但中国的前两次思想启蒙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邓晓芒教授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都未成熟。真正的思想启蒙需要在稳定的社会和人群中发生,但中国的两次思想革命都不在这个范畴。
从时机看,当时的中国要么处于危亡之际,要么急求发展,人们注定要在战乱、生存和无休止的工作中挣扎,没有精力和条件去深入思考理论问题,无法形成思想开花的土壤。

从人群看,每次指引启蒙运动的都是精英人群,他们大都崇拜西方,过于理想化,高高在上,脱离劳苦群众,没有总结出一套真正适用于自己的时代和人民的思想,反而为了发展群众基础大声疾呼、谄媚民众,最终演变成了民粹思潮。
从适配性来看,中国的两次启蒙思想都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被拿到这片土地上生搬硬套,无法实现融会贯通。种种条件都不合时宜,注定两次思想启蒙都不会成功。

邓晓芒的启蒙哲学
邓晓芒教授认为,西方启蒙运动代表康德将启蒙定性为民众思想觉醒,自我理性提升,简而言之就是开民智。但显然中国的两次启蒙都是精英独角戏,民众扮演了乌合之众的配角,完全主次颠倒。
以破除封建迷信和教条主义为目的出发,最终却走上了造神与民粹之路,本末倒置。
而每次变革又只效忠于权利,对于人性的自我认知和思考没有促进作用,“开民智”反而变成了“闭塞民治”,没能改变中国社会的传统,没能改变中国人的小农生活,没能实现真正的启蒙意义。

西方的思想启蒙不顺应主流意识形态,是个性解放、个人思想独立的过程。那些思想最初引进中国时,催生了一批先进青年,他们反叛旧式婚恋观和旧式体制,追求自我实现,渴望平等新世界。
但这种思潮在儒墨道法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是无根之萍,渐渐被功利和时代造就的激愤浸染,最终失去原色,从矫正主流走向了混乱无果的叛逆。

先知先觉的哲学家给世人的告诫
上世纪末,中国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富足,新旧思想与中西理论大幅度融合、推新,民众不再受精英左右,自身爆发出了强烈的思变渴望,可谓凑齐了启蒙运动必备的天时、地利、人和。

文章来源:《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djysjyjxyjzz.cn/zonghexinwen/2021/0301/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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