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他质问皇帝：“吏之不仁，尚可以为吏之过；赋敛之不仁，谁当任其咎？”那么，陛下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呢？官吏俸禄、军费开支、外交开支这三样，是不当省也省不下的，“臣独怪陛下内有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凡今百姓所为，一物以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

宫中宠姬上千人，国家财政困难，老百姓日子愁苦，宫中赏赐却从无节制，财政主管不敢争辩，宰相等臣子不敢劝阻，底下人奉宫里的条子办事，比处理军机要务还要麻利。“臣恐陛下以此获谤，而民心之不归也。”这简直是在诅咒皇帝了，是谁发出了这样尖锐刺骨的批评？年轻官员苏辙，批评的对象包括仁宗皇帝、宰相府和三司（财政部）。

苏辙的文章其实是考试答卷，命题作文，言辞慷慨，但是严重跑题，说得也不全对——他太年轻，无法理解皇帝人生的无奈。然而，被他批评的人，包括皇帝、宰相、三司使都承认，这个年轻人指出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经过一番讨论之后，苏辙还是被录取了，因为这一场考试要寻找的，正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宋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这就是北宋前、中期的政治状态。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认为批评会损害本朝的伟大。司马光以历史学者的严谨，论证了本朝是“三代以来仅有”的治平之世。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最称职的批评者。司马光做了四年零三个月的谏官，共上谏书一百七十多道，平均每个月三至四道，差不多是最勤奋的谏官。被他批评过的人，首先是“今上”，然后是后宫的宠妃、傲娇的公主、弄权的宦官、膨胀的外戚，再然后是以宰相为首的文武百官。

在司马光的眼里，朝廷的长治久安是第一位的，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只要危害了朝廷的治安，都必须予以纠正。批评错误与赞美成就，是司马光忠诚于宋朝的方式，这是“大忠”之爱，他忠于江山社稷而非皇帝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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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百年”：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问题重重的时代

南宋赵汝愚编有《国朝诸臣奏议》，专收批评文字，几乎所有宋朝官员的现存文集之中都有对朝政的批评文章。在宋朝的政治制度中，存在着专司批评的官员——台谏官。而台谏官绝非唯一的意见群体。

通过不同的制度渠道，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各级各类官员人等的意见都有可能“上达天听”。“防范壅蔽”，保持皇帝和朝廷的信息通达，是宋朝政治的重要目标。在宋朝的政治传统当中，批评被认为是保持政治机体健康的法宝，他们相信“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

御史台和谏官并非宋朝的创造，也非宋朝所独有，然而纵观中国历史，监督与批评如此成功地发挥着帝国政治纠错功能的，似乎唯有北宋东京。原因何在？

电视剧《苏东坡》（2012）剧照。

帝制时期，大的政治结构都是君—臣—民。让朝代与朝代拉开距离、时代与时代发生变奏的，第一是开国之君的见识、襟怀与格局——本朝传统，从这里开端。第二是守成之主的性格、心理与教育——皇权本质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因此，守成之主是否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他的性格如何，心理状况怎样，会深刻影响王朝的政治走向。第三是官僚集团的整体状况，最重要的指标是是否出现分裂。选拔的方式决定了官僚的平均素质，杰出人物的标杆作用塑造官场风气，而官场风气会决定大多数平庸之辈的精神面貌。

皇帝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谁能脱颖而出，成为杰出人物。但是，官僚对于皇帝并非不能制约。先儒的教导赋予他们引导皇帝的精神特权，然而在现实之中，要想对皇帝进行教导，官僚集团必须在大面上保持团结，不能出现恶性分裂。一旦官僚集团出现恶性分裂，陷入小群体的利益之争，官僚集团便会跌下道德制高点，失去教育引导皇帝的资格，沦为皇权顺从而谄媚的奴仆。而皇权在得到奴仆的同时，却失去了“同道共治”的助力，愈专制，愈危险。

文章来源：《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djysjyjxyjzz.cn/zonghexinwen/2021/0211/5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