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队伍的效率并不怎么高，但是没有残忍刻薄的官员；刑法的执行似乎很松弛，但是法官大多公平正直；朝政不是没有弊端，但是不足以败坏大局；朝臣之中不是没有小人，但是不足以压过良好的风气。这是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它容纳了人性的复杂，因而是真实的，按道理讲，应该也是可以长久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一点，不仅是我的读史感受，也是宋朝人的感受。华夏第一政治通史《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把截至宋朝的华夏历史分为“王政”和“霸政”两个时代，他观察到，自从平王东迁进入“霸政时代”以来，“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而这五百余年中间，又有着数不清的小动乱，并不太平；唯独本朝，自从979年太宗平定北汉，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基本上做到了“内外无事”。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通过历史比较，司马光得出如下结论：“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差不多同时，大儒程颐表达了同样的“本朝自豪感”，他说：“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

在北宋中期，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超越古今，在帝制时期的“朝代竞赛”中独占鳌头，“三代而后”属第一。但是，北宋人对本朝政治的批评，却可能是华夏政治史上最为密集、激烈和尖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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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前、中期的政治状态：

皇帝“变色不言”，却也只得听纳

淳化五年（994年）上元节，宋朝的第二代皇帝宋太宗在端拱楼举行盛大的上元招待会，发表了题为“理乱在人”的重要讲话。讲话首先追忆了五代战乱给社会造成的创伤，特别是四十四年前后周太祖郭威篡汉纵兵掳掠开封那悲惨的一幕，“夫否极则泰来，物之常理。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周祖自邺南归，京城士庶，皆罹掠夺，下则火光，上则彗孛，观者恐栗，当时谓无复太平日矣”。“追昔”当然是为了“抚今”，太宗最后总结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天下的治理和混乱都取决于人的努力。宋太宗的话，虽然有自我吹嘘的嫌疑，终究还是有感而发、情真意挚的。皇帝讲完，按理就该轮到群臣山呼万岁，高喊“陛下圣明”了。然而，宰相吕蒙正却是这样回应的，他“避席曰”——从充满了喜庆气氛的丰盛筵席间走出来，严肃地说：“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

京城集中了全国的精华，才会有眼前的繁盛。城门之外，不出数里，就有冻饿而死的人。愿陛下把目光伸向远方，看到广袤土地上的芸芸众生，这才是天下苍生的幸运。上元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样普天同庆的喜庆场合，宰相却拒绝配合演出、粉饰太平，皇帝虽然一时尴尬，“变色不言”，却也只得听纳。这就是宋朝政治。

1040年初，由于宋夏在陕西开战，百姓负担加剧，南方的一些州军出现了小股盗贼，规模其实并不大，但是，盗贼白昼入城公然劫掠，造成了巨大恐慌。庆历三年（1043年），朝堂之上，有人指责朝廷墨守成规，“只守弊法，不肯更张”，为照顾官僚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惟恐不才不贤者怨恨，不早罢去，故以州县委贼残害”。

义愤所激，此人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若以朝廷自来处置次第，早合贼满天下……若朝廷依旧避人怨恨，不早更张，臣恐盗贼愈多。窃据州县，或称将军，或称太尉，或称帝王，兵戈四起，所在僭伪。事到如此，生灵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还得安稳否？”

这样激烈的批评之词，出于何人之口？枢密副使富弼。他的听众是谁？仁宗皇帝。接下来的庆历新政，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地方长官进行甄别裁汰。有问题就要面对，唯有直面才能解决。这是宋朝政治。

嘉祐六年（1061年），又有人这样尖锐地批评皇帝与朝政。他首先批评皇帝缺乏未雨绸缪的远见：“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陛下失所忧矣。”接着，他又严厉地批评了皇帝的施政与个人作风对国家财政、政治风气和社会民生所造成的危害——“陛下择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陛下赋敛繁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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